2023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

　　为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服务，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及有关政策规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组织实施2023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考对象

　　军队文职人员的招考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或者社会人才。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应届毕业生和非应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是指2023年毕业且在当年取得相应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毕业生；非应届毕业生是指在两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2021年、2022年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

　　定向招考对象为军队烈士、因公牺牲军队人员的配偶子女、未婚军队烈士的兄弟姐妹，以及现役军人配偶。

　　2023年主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七级文员以下岗位的管理类文职人员和中级以下岗位的专业技术类文职人员。

　　二、报考条件

　　报考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同时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一）政治条件。报考人员应当符合军队招录聘用文职人员政治考核的标准条件。

　　（二）学历条件。一般应当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报考在艰苦边远地区、岛屿的岗位，以及特殊岗位可不作全日制要求。驻艰苦边远地区、岛屿的单位定向招考军队烈士、因公牺牲军队人员的配偶子女，未婚军队烈士的兄弟姐妹，以及现役军人配偶，除教学、科研、工程、医疗专业技术岗位外，报考学历要求可以放宽至大学专科。报考护理、艺术、体育专业岗位的，可为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三）资格条件。应当具有招考岗位要求的职称和职业资格。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外，报考初级专业技术岗位，以及博士研究生报考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不作资格条件要求。

　　（四）身体条件。应当符合军队招录聘用文职人员体格检查的标准条件。

　　（五）年龄条件。报考九级文员以下管理岗位或者初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不超过35周岁；报考八级文员、七级文员管理岗位或者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

　　（六）其他条件。在符合以上条件的前提下，具体报考条件由用人单位根据招考岗位需要确定。

　　报考人员取得学历学位和职称、职业资格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7月31日,其中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截止时间可以为录用时间，但不得超过2023年12月31日。

　　现役军人不能报考。

　　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军队文职人员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被军队用人单位或者机关事业单位辞退（解聘）未满5年的人员，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录聘用为文职人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不得报考。

　　报考人员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军队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岗位，也不得报考与军队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岗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以及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岗位。

　　三、招考程序

　　（一）公布招考信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通过军队人才网（网址：http://www.81rc.mil.cn或者http://81rc.81.cn），向社会发布《2023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岗位计划》、《2023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报考指南》（以下简称《报考指南》），明确招考人数、具体岗位、资格条件、咨询电话、注意事项等信息。报考人员对发布招考岗位的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资格条件有疑问需要咨询时，可直接与用人单位联系。

　　（二）报名及初审。报名时间为2023年1月13日8:00至17日18:00，报名资格条件初审截止时间为1月18日18:00，缴费截止时间为1月19日18:00。

　　报考人员根据公布的文职人员招考信息，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按照报名流程及要求，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和上传相关证明材料，选择用人单位和招考岗位，确认无误后申请报名资格条件初审。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系统对报考人员填报的信息进行初审，确认是否符合报考条件，一般2天左右反馈初审结果。申请报名资格条件初审并通过初审的，不能修改报名信息或者改报其他岗位；报名时间内资格条件初审未通过的，可以改报其他岗位；2023年1月17日18:00至18日18:00期间资格条件初审未通过的，不能改报其他岗位。通过报名资格条件初审的报考人员即可缴纳报名费和选择考试城市，报名费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网上支付方式缴纳，每门考试科目人民币50元。报考人员缴费成功并打印出报名回执方为有效报名。报名缴费后不予变更报考信息和退费。

　　对招考学历学位要求为博士研究生，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或者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岗位，符合学历学位等规定报考条件且通过报名初审的报考人员，经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审批后，可以免笔试直接参加面试，其中面试人员名单统一在军队人才网公布。这类报考人员报名初审通过后，不得改报其他岗位；2023年1月19日18:00前打印报名回执，不需缴纳报名费。

　　对艺术、体育岗位实行先面试后笔试。报考人员根据全军统一发布的招考岗位计划和文体用人单位报考指南，先到用人单位报名参加面试，合格者方可获得报名参加全军统一考试资格，于2023年1月19日8:00至18:00登录军队人才网缴纳报名费和打印报名回执。

　　资格条件审查贯穿招考工作全过程。在招考各环节发现报考人员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用人单位均可以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录用资格，报名费不予退回。

　　（三）统一笔试。报考人员可于2023年2月14日9:00至19日14:00，通过军队人才网打印本人准考证，凭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全军统一笔试。

　　全军统一笔试于2023年2月19日进行，内容包括公共科目和1门相应专业科目，主要考核报考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基础。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考试大纲，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浏览和下载。其中，专业科目考试大纲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理工学、农学、医学、图书档案学、艺术学、管理学等13类45个专业。

　　公共科目考试时间：2023年2月19日9:00-11:00；

　　专业科目考试时间：2023年2月19日14:00-16:00。

　　笔试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较大城市设置考点。为便于考生参加考试，报考者在网上报名时，尽量选择本人工作地或者学习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考点的城市。如本人工作地或者学习地所在城市未设考点，或者该城市设有考点但已满最大承考人数，尽量选择在邻近设置考点的城市参加考试。

　　（四）确定入围人员名单。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按照90%考生上线的比例，划定公共科目合格分数线；根据招考岗位入围比例（1:3或者1:5），对达到公共科目合格分数线的，再按照全军统一笔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考试入围人员名单，并在军队人才网公布名单。

　　公共科目或者专业科目单科考试成绩为零分或者缺考的，不列入考试入围人员名单。

　　军队烈士和因公牺牲军队人员的配偶子女、未婚军队烈士的兄弟姐妹，现役军人、2023年退役军人、在职病故军人和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在军队工作年限满5年的社会用工、服役年限满5年的退役军人，以及参加由中央军委或者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批准的作战、有作战背景的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社会用工和退役军人，通过报名资格条件审核且取得全军统一笔试有效成绩的，享受公共科目加分优待政策。

　　（五）面试和体检。用人单位对考试入围人员的基本情况、学历学位、专业资质、工作经历、准考证等原件或者证明材料进行审查，依据报考人员参加面试意向、资格条件审查等情况确定面试人员名单，名单由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汇总审核后，由用人单位或者其上级单位按照规定组织实施面试。面试结束后，由组织面试单位现场告知报考人员面试成绩。

　　体检在规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报考人员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在接到体检结果3日内，向用人单位申请一次复检。其中，对于可通过服用药物或者其他治疗手段影响检查结果的项目，承检医院不予复查，体检结论以初检结论为准。符合规定需要复检的，由用人单位组织实施，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六）确定预选对象。全军统一笔试的公共科目、专业科目和面试成绩满分均为100分，总成绩按百分制折算。其中，公共科目、专业科目、面试成绩分别占30%、30%、40%。各科目成绩和总成绩可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用人单位根据报考人员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预选对象，其数量一般应当多于招考岗位计划人数，按照招考岗位计划人数120%的比例确定，并及时告知本人是否被确定为预选对象。其中，面试成绩低于60分或者体检不合格的，不得作为预选对象；总成绩相同的，依次按照面试成绩、专业科目成绩确定排名。

　　艺术（含艺术专业教学岗位）、体育、播音岗位的预选对象，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按照上述规定确定，并通过军队人才网进行公示。

　　（七）政治考核。预选对象的政治考核，按照军队征集和招录人员政治考核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政治考核以考核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为主，重点考核拥护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重大原则问题、重大政治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现实表现，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道德品质、宗教信仰、社会交往、诚实守信和出国（境）等情况，以及家庭成员、配偶的父母、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

　　（八）成绩查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通过军队人才网，2023年4月上旬左右提供全军统一笔试成绩查询。考试客观题和主观题的阅卷工作均依托国家专门机构进行，采用分数处理自动化系统，没有人工登分、合分过程，除缺考、违纪、零分等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接受考生成绩复查申请；属于成绩复查范围的，按《报考指南》规定程序和时限申请查分；复查期结束后，不再受理考生复查申请。

　　（九）确定拟录用对象。对政治考核结论为通过的预选对象，用人单位根据总成绩排名，按照招考岗位计划人数确定拟录用对象。拟录用对象由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统一审核后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和军队人才网同步对外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录用对象姓名、性别、准考证号、招考岗位和录用分数线，同时公布监督受理电话和电子邮箱，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报考人员被确定为拟录用对象后，本人自愿放弃录用资格或者经核查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从政治考核结论为通过的其他预选对象中确定拟录用对象，并按照规定进行公示；拟录用对象人数仍未达到招考岗位计划人数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报考人员总成绩由高到低，从面试不低于60分、体格检查合格的入围人员中依次递补，并按照规定进行政治考核和公示。

　　对军队社会用工中的业务骨干，以及军队烈士和因公牺牲军队人员的配偶子女、未婚军队烈士的兄弟姐妹、现役军人配偶、退役军人，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十）办理录用审批手续。2023年6月中下旬，公示无异议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录用的人选，由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审批，并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备案。新录用人员通过审批后，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其到岗工作。新录用人员实行试用期，时间一般为6个月。其中，专业技术岗位的新录用人员，用人单位应当按规定与其签订聘用合同，聘用合同期限起算时间按照军队文职人员聘用合同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取得招考岗位要求学历学位和职称、职业资格的拟录用人选，取消录用资格。

　　（十一）组织补充录用。对未能按计划招满的岗位，用人单位可以逐级申报补录，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审批并在军队人才网统一发布补录岗位计划和公告。除首轮录用人员和政治考核结论为不通过的外，其他报考人员均可凭当年全军统一笔试有效成绩，报名符合相应条件的补录岗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按照规定比例和要求，审核确定并下发补录入围人员名单。有关单位按照规定的程序办法，遴选确定拟补录对象和组织公示审批。

　　补充录用公告、岗位等，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适时通过军队人才网发布。

　　四、特别提示

　　本次全军统一笔试和面试不指定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辅导培训班，报考人员可依据军队人才网发布的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考试大纲做好相关准备。军队人才网（网址：http://www.81rc.mil.cn或者http://81rc.81.cn）为本次考试信息发布、网上报名、成绩查询等唯一指定网站。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假借文职人员笔试命题组、退役命题专家、考试教材委员会、全军文职人员主管部门授权等名义举办的有关考试培训、辅导网站或者发行的出版物、上网卡，许诺“内部指标”、“考试包过”，通过其他网站组织报名缴费、考试咨询、权威解读等，均与本次招考无关，敬请广大报考人员提高警惕，莫被误导干扰，切勿上当受骗。请社会各界加强监督，如发现以上情况，请向相关部门举报，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文职人员主管部门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维护良好的考试秩序，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2023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工作最终解释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